周末讲坛|解读《春秋》三传

大众日报记者 卢 昱

2021-11-29 09:30:55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常常为《春秋》的诸多版本而疑惑。实际上,统共4个版本中,《春秋》是母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同为注解之作。《春秋》在形式上虽为鲁国史书,但在古代则被广泛认定为圣人特意制作的经书,所以在“经”这点上先与后三者产生了功能重合。而后三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虽同为解经之作,其间却差别巨大:《左传》以事解经,方使《春秋》可读、可解;同时,《左传》依附《春秋》而作,经文所及之处有所省略,必须参读经文,“经传互为表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虽有区别,但同属于以义解经,在内容与方式上,均与《左传》完全不同。

解读《春秋》三传,可谓各有千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晁岳佩,研究领域为经学与史学,主要著作有《春秋三传义例研究》《清代<春秋>学研究》《经史散论》《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日前,晁岳佩做客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分享他在《春秋》三传研究中的成果与感悟。

《春秋》实为鲁史

晁岳佩介绍道,《春秋》一书,东汉人张晏说全书共18000字,南宋人李焘统计实有16512字,记载着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年间,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共计1800余条经文,每条多者20余字,少者仅一字,平均每年不足70字。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曾被宋人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近人钱玄同说它是“流水账簿”,历代的研究著作却是汗牛充栋,且被公认为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关键在于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春秋》为孔子写作修订,其中含有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即圣人教育后人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

  晁岳佩说,细读今本《春秋》,可以看出其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用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编写的鲁国编年史。它以历代鲁君在位时间为序,一年分四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语),即每事冠以年时月日。实际上,有些事件没有记日,甚至没有记月。对此,《谷梁传》认为是圣人有意为之,多数含有垂教后世的深意。
  第二,处处体现着鲁史特征。其一,记鲁事常称“我”,如“葬我君桓公”“齐人伐我北鄙”“我师败绩”等;其二,外曰“来”,内曰“如”(与“往”同义)。如“祭伯来”“武氏子来求赙”等,又如“公如齐”“公子友如陈,葬原仲”等。一“来”一“如”,明确显示着鲁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其三,鲁君主称“公”,死书“薨”。《春秋》记外诸侯一般用爵称,如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楚子等;鲁君为侯爵,《春秋》则全部书作“公”。《春秋》记外诸侯去世均书作“某某卒”,记鲁君去世则书作“公薨”,鲜明体现着内外有别;其四,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春秋》均书作“公会”或“某某会”,体现着以鲁人为主。
  第三,记鲁事有避讳。一是讳耻辱。鲁成公被迫参加了晋景公葬礼,《左传》说:“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鲁国史官没有将此事载入史册;二是讳国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记外诸侯遇害书作“弑”或“杀”;鲁君被害,则仍书作“公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三是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国君臣逃亡国外,均书作“奔”或“出奔”;记鲁君及夫人出奔则书作“孙”,似乎是谦逊离职,如“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夫人孙于齐”;四是讳“朝”曰“如”。凡诸侯往见天子或其他国君称作“朝”。《春秋》记外诸侯来鲁均书作“朝”,如“滕侯、薛侯来朝”;记鲁君往见其他国君书作“如”,“公如晋”“公如楚”等,与记其他外出活动同辞。
  第四,详内略外。在全部经文中,记载鲁事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二。《春秋》不记外诸侯即位及其他在国内的活动,不记外诸侯夫人及其子女之事,不记外大夫卒,不记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不记外诸侯国灾异;记鲁事则多有这些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知《春秋》应是历代鲁国史官记录下来的档案汇编,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内容真实可信。所谓孔子作《春秋》,应该是他从鲁史档案中选录了这些内容,作为创办私学的教材。“至于孔子选录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进行了修改,他对学生作过怎样的讲解,后人都不太清楚。正因如此,三传对《春秋》的解说可以并行于世,无从定其对错。”晁岳佩说。

《左传》至唐代才进入经学殿堂
  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其内容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用丰富史料说明或补充《春秋》所载人和事。《春秋》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左传》则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
  第二,作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首先是“礼也”“非礼也”的直接评判,作者用自己心目中的春秋时代礼制评说人或事;其次是“君子曰”“君子以为”等借君子之口表达作者对人或事的评论;最后是引用先贤圣哲之言评说人或事,如“仲尼曰”“周内史曰”等。这是后世史书中史评的起源。
  第三,对《春秋》笔法原则的解释。晋人杜预所归纳的“书”“不书”“先书”“故书”“书曰”“不言”“不称”等所谓孔子“新例”,就是对《春秋》记事、称谓、用字等原则的说明,后人称为“解经语”。“解经语”是《左传》为解《春秋》而作的铁证。
  《左氏春秋》在西汉时期一直作为史书在民间流传,而不被认为是解经之作。《史记》叙述春秋史多用其内容,而论及《春秋》之义则皆为《公羊传》。在司马迁心目中,《公羊传》是解经之作,《左氏春秋》则仅是史书,这一点极为明确。
  至西汉末年,非常喜欢《左氏春秋》的刘歆,第一次认定《左氏春秋》是为解《春秋》所作,且所解“优于《公》《谷》”。因此,他首次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使其上升为经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列,由此形成《左传》之名。同时,刘歆建议朝廷将《左传》“立于学官”,即设立博士官专门讲授,学成的弟子可以被推荐做官。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朝廷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后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作,所解为圣人垂教之义,学成者多成为高官。刘歆的建议提出后,遭到由学习今文经进入仕途的政府高官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左传》不传《春秋》”,即《左氏春秋》不属于解说《春秋》的著作,最后未能被“立于学官”。
  由于《左传》内容丰富且可读性强,东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一批著名研究者。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等学者普遍认为,《左传》是解《春秋》之作,同样含有圣人垂教之义,朝廷应该将其“立于学官”。但因为不能证明《左传》含有区别于《公》《谷》的《春秋》大义,故终东汉一代《左传》仍未能上升为官方学术。
  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由此确立《左传》在《春秋》学领域的嫡传地位。唐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采用《左传》及杜注,标志着《左传》正式进入经学殿堂。

《公羊传》以例解《春秋》
  晁岳佩分析道,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引戴宏说,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五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子都“书于竹帛”,为《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在解释“《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所表露的信息。
  其中,《公羊传》认为:第一,中国无麟,麟只现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时代却是无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麟是为了自己而现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获,象征着孔子构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灭。孔子很伤感,故决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设计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不同的辞表达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构成完备的王道理论;第三,上述王道理论最适用于拨乱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乱世治理为盛世的理论与方法。孔子希望后世有圣人践行王道理论;第四,后世学者研究《春秋》,就是从中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
  于是,以孔子作《春秋》为基点,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内容,以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为目标,构成《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且对《公羊传》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因此说,《公羊传》开创了对《春秋》的经学研究,并且延续了两千年。
  晁岳佩说,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汉代,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宣帝时“立于学官”。《谷梁传》为了阐释《春秋》含有批评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幼年时期,若受到意外伤害,是母亲未尽到看护责任;童年时期没有合适的老师,是父亲未尽到教育责任;有老师,却不能好好学习、树立志向,是自己的责任;成绩优异,且志向远大,却没有获得社会声誉,是朋友未尽到助其宣传的责任;有了声誉,有关部门没有向朝廷推荐,是官员的责任;被推荐之后,王者没有委任职务,是王者的责任。
  《谷梁传》此节表述,透露着时代信息。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为血缘贵族政体(晋国略有区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后裔担任,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创办私学培养官员后备军,对各国体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战国时期的布衣客卿,数量不多,且限于军事谋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战,选拔官员与读书无关。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广设学校之后,朝廷始采用“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官员,才出现了努力读书、朋友相互宣扬、地方官员推荐、朝廷委任官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国家选官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汉武帝之前,且这种选官方式必须在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谷梁传》此节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汉宣帝时期,也就是其最后的成书时间。
  《公羊传》于汉景帝年间“书于竹帛”,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得到广泛传播,且受到国家与民间的高度认同。《谷梁传》最终成书于汉宣帝年间,必然与《公羊传》形成参照。既不能过多批评已被广泛接受的《公羊传》,但又必须与其区别开来,否则难以获得官学地位。
  通过比较,可见二传有如下异同:第一,二传所释《春秋》之义皆集中于政治理论;第二,解经方法基本相同;第三,虽然二传阐释大义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却差别巨大;第四,《公羊传》虽然也偶用时月日例阐释经文,但未成体系;《谷梁传》则多利用《春秋》书时、书月、书日的异同解经,且形成了体系:最重要之事书日,其次书月,再次书时。时月日例是《谷梁传》的解经特色,也是受后世《春秋》学者批评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传》所释《春秋》大复仇、知权行权、讥世卿、母以子贵等大义,隐含有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性,颇受后人诟病;《谷梁传》中没有了这些惊世骇俗的大义阐释,而是强调《春秋》“尊尊”之义,以迎合现实政治需要。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 昱 通讯员 张海梅 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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