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常常为《春秋》的诸多版本而疑惑。实际上，统共4个版本中，《春秋》是母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同为注解之作。《春秋》在形式上虽为鲁国史书，但在古代则被广泛认定为圣人特意制作的经书，所以在“经”这点上先与后三者产生了功能重合。而后三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虽同为解经之作，其间却差别巨大：《左传》以事解经，方使《春秋》可读、可解；同时，《左传》依附《春秋》而作，经文所及之处有所省略，必须参读经文，“经传互为表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虽有区别，但同属于以义解经，在内容与方式上，均与《左传》完全不同。

解读《春秋》三传，可谓各有千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晁岳佩，研究领域为经学与史学，主要著作有《春秋三传义例研究》《清代<春秋>学研究》《经史散论》《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日前，晁岳佩做客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分享他在《春秋》三传研究中的成果与感悟。

《春秋》实为鲁史

晁岳佩介绍道，《春秋》一书，东汉人张晏说全书共18000字，南宋人李焘统计实有16512字，记载着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年间，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共计1800余条经文，每条多者20余字，少者仅一字，平均每年不足70字。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曾被宋人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近人钱玄同说它是“流水账簿”，历代的研究著作却是汗牛充栋，且被公认为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关键在于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春秋》为孔子写作修订，其中含有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即圣人教育后人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

　　晁岳佩说，细读今本《春秋》，可以看出其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用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编写的鲁国编年史。它以历代鲁君在位时间为序，一年分四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语），即每事冠以年时月日。实际上，有些事件没有记日，甚至没有记月。对此，《谷梁传》认为是圣人有意为之，多数含有垂教后世的深意。
　　第二，处处体现着鲁史特征。其一，记鲁事常称“我”，如“葬我君桓公”“齐人伐我北鄙”“我师败绩”等；其二，外曰“来”，内曰“如”（与“往”同义）。如“祭伯来”“武氏子来求赙”等，又如“公如齐”“公子友如陈，葬原仲”等。一“来”一“如”，明确显示着鲁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其三，鲁君主称“公”，死书“薨”。《春秋》记外诸侯一般用爵称，如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楚子等；鲁君为侯爵，《春秋》则全部书作“公”。《春秋》记外诸侯去世均书作“某某卒”，记鲁君去世则书作“公薨”，鲜明体现着内外有别；其四，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春秋》均书作“公会”或“某某会”，体现着以鲁人为主。
　　第三，记鲁事有避讳。一是讳耻辱。鲁成公被迫参加了晋景公葬礼，《左传》说：“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鲁国史官没有将此事载入史册；二是讳国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记外诸侯遇害书作“弑”或“杀”；鲁君被害，则仍书作“公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三是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国君臣逃亡国外，均书作“奔”或“出奔”；记鲁君及夫人出奔则书作“孙”，似乎是谦逊离职，如“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夫人孙于齐”；四是讳“朝”曰“如”。凡诸侯往见天子或其他国君称作“朝”。《春秋》记外诸侯来鲁均书作“朝”，如“滕侯、薛侯来朝”；记鲁君往见其他国君书作“如”，“公如晋”“公如楚”等，与记其他外出活动同辞。
　　第四，详内略外。在全部经文中，记载鲁事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二。《春秋》不记外诸侯即位及其他在国内的活动，不记外诸侯夫人及其子女之事，不记外大夫卒，不记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不记外诸侯国灾异；记鲁事则多有这些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知《春秋》应是历代鲁国史官记录下来的档案汇编，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内容真实可信。所谓孔子作《春秋》，应该是他从鲁史档案中选录了这些内容，作为创办私学的教材。“至于孔子选录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进行了修改，他对学生作过怎样的讲解，后人都不太清楚。正因如此，三传对《春秋》的解说可以并行于世，无从定其对错。”晁岳佩说。

《左传》至唐代才进入经学殿堂
　　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其内容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用丰富史料说明或补充《春秋》所载人和事。《春秋》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左传》则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
　　第二，作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首先是“礼也”“非礼也”的直接评判，作者用自己心目中的春秋时代礼制评说人或事；其次是“君子曰”“君子以为”等借君子之口表达作者对人或事的评论；最后是引用先贤圣哲之言评说人或事，如“仲尼曰”“周内史曰”等。这是后世史书中史评的起源。
　　第三，对《春秋》笔法原则的解释。晋人杜预所归纳的“书”“不书”“先书”“故书”“书曰”“不言”“不称”等所谓孔子“新例”，就是对《春秋》记事、称谓、用字等原则的说明，后人称为“解经语”。“解经语”是《左传》为解《春秋》而作的铁证。
　　《左氏春秋》在西汉时期一直作为史书在民间流传，而不被认为是解经之作。《史记》叙述春秋史多用其内容，而论及《春秋》之义则皆为《公羊传》。在司马迁心目中，《公羊传》是解经之作，《左氏春秋》则仅是史书，这一点极为明确。
　　至西汉末年，非常喜欢《左氏春秋》的刘歆，第一次认定《左氏春秋》是为解《春秋》所作，且所解“优于《公》《谷》”。因此，他首次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使其上升为经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列，由此形成《左传》之名。同时，刘歆建议朝廷将《左传》“立于学官”，即设立博士官专门讲授，学成的弟子可以被推荐做官。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朝廷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后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作，所解为圣人垂教之义，学成者多成为高官。刘歆的建议提出后，遭到由学习今文经进入仕途的政府高官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左传》不传《春秋》”，即《左氏春秋》不属于解说《春秋》的著作，最后未能被“立于学官”。
　　由于《左传》内容丰富且可读性强，东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一批著名研究者。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等学者普遍认为，《左传》是解《春秋》之作，同样含有圣人垂教之义，朝廷应该将其“立于学官”。但因为不能证明《左传》含有区别于《公》《谷》的《春秋》大义，故终东汉一代《左传》仍未能上升为官方学术。
　　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由此确立《左传》在《春秋》学领域的嫡传地位。唐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采用《左传》及杜注，标志着《左传》正式进入经学殿堂。

《公羊传》以例解《春秋》
　　晁岳佩分析道，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引戴宏说，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五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子都“书于竹帛”，为《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在解释“《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所表露的信息。
　　其中，《公羊传》认为：第一，中国无麟，麟只现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时代却是无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麟是为了自己而现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获，象征着孔子构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灭。孔子很伤感，故决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设计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不同的辞表达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构成完备的王道理论；第三，上述王道理论最适用于拨乱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乱世治理为盛世的理论与方法。孔子希望后世有圣人践行王道理论；第四，后世学者研究《春秋》，就是从中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
　　于是，以孔子作《春秋》为基点，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内容，以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为目标，构成《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且对《公羊传》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因此说，《公羊传》开创了对《春秋》的经学研究，并且延续了两千年。
　　晁岳佩说，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汉代，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宣帝时“立于学官”。《谷梁传》为了阐释《春秋》含有批评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幼年时期，若受到意外伤害，是母亲未尽到看护责任；童年时期没有合适的老师，是父亲未尽到教育责任；有老师，却不能好好学习、树立志向，是自己的责任；成绩优异，且志向远大，却没有获得社会声誉，是朋友未尽到助其宣传的责任；有了声誉，有关部门没有向朝廷推荐，是官员的责任；被推荐之后，王者没有委任职务，是王者的责任。
　　《谷梁传》此节表述，透露着时代信息。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为血缘贵族政体（晋国略有区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后裔担任，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创办私学培养官员后备军，对各国体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战国时期的布衣客卿，数量不多，且限于军事谋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战，选拔官员与读书无关。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广设学校之后，朝廷始采用“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官员，才出现了努力读书、朋友相互宣扬、地方官员推荐、朝廷委任官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国家选官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汉武帝之前，且这种选官方式必须在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谷梁传》此节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汉宣帝时期，也就是其最后的成书时间。
　　《公羊传》于汉景帝年间“书于竹帛”，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得到广泛传播，且受到国家与民间的高度认同。《谷梁传》最终成书于汉宣帝年间，必然与《公羊传》形成参照。既不能过多批评已被广泛接受的《公羊传》，但又必须与其区别开来，否则难以获得官学地位。
　　通过比较，可见二传有如下异同：第一，二传所释《春秋》之义皆集中于政治理论；第二，解经方法基本相同；第三，虽然二传阐释大义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却差别巨大；第四，《公羊传》虽然也偶用时月日例阐释经文，但未成体系；《谷梁传》则多利用《春秋》书时、书月、书日的异同解经，且形成了体系：最重要之事书日，其次书月，再次书时。时月日例是《谷梁传》的解经特色，也是受后世《春秋》学者批评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传》所释《春秋》大复仇、知权行权、讥世卿、母以子贵等大义，隐含有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性，颇受后人诟病；《谷梁传》中没有了这些惊世骇俗的大义阐释，而是强调《春秋》“尊尊”之义，以迎合现实政治需要。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 昱　通讯员 张海梅　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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