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普通的革命文献，通过一个藏书章，把延安八路军总部的敌工工作、军调时期北平的对敌斗争和大众日报首次外派记者采访，这些在党的历史上看似本不相关的独立事件，连接了起来。

这本革命文献是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的馆藏——《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其编著者是“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敌工部”，延安新华书店1945年5月印行，纸质粗劣，封面上盖有一枚“北平解放日报社资料室”的藏书章。

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敌工部全称敌军工作部，是我军政治机关设立的负责开展敌军工作，争取和瓦解敌军的专门工作部门，是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紧密相联的一条特殊战线。本书“编者的话”指出：“在中国和盟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日本觉悟的士兵和觉悟的人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斗争在以冈野进同志为首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天一天得到了更多的胜利，大大帮助了抗日战争的进展。” 并称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日本战友斗争的里程碑”。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编是各个根据地身处前方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实际工作的情形，“读者从此可以知道敌军工作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之一斑”；第二编是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日本士兵要求书》；第三编是发表于1943年7月的《冈野进同志告日本国民书》，这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思想的基础”；第四编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各种文献。

早在建军初期，我党就提出并执行了对敌宣传、善俘、释俘的政策。但确立瓦解敌军策略方针的显要地位，并赋予其丰富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抗战初期预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瓦解敌军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受到了极端重视。

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1937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设立敌工科。1940年3月，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冈野进随周恩来秘密来到延安，5 月，冈野进被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聘为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这时，敌工科已扩充为敌工部）。冈野进这期间在敌工部组织了“日本问题研究会”，很快编辑了介绍一般日本知识的《日本便览》，讲解日本的国体、天皇制、军部、军国主义、社会组织等情况。大众日报社在1942年便翻印了《日本便览》，供中共山东分局敌工工作参考。该书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亦有收藏。

在冈野进的建议下，在总政敌工部卓有成效的努力下，延安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随后在华日本革命志士、觉悟了的日本官兵和日俘，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瓦解日军的行列，各个根据地纷纷成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法西斯进步团体。这些日本人被八路军视为“我们的同志和战友”。

1944年2月，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华北各地都有代表出席，山东的代表是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山东支部支部委员大西正。会议结束后，4月即编辑了这本书，1945年在延安印刷发行。

日本工农学校和“日共盟”等反法西斯进步团体的成立，在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具有异常深远的国际影响，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另一条战线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是这光辉一页的见证。

我馆这件藏品的特殊性则在于封面上盖有一个“北平解放日报社资料室”的藏书章。

“北平解放日报”，即1946年创刊于北平的《解放》报。这是一张党中央决定创办、从各地调集干部，由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委员叶剑英领导的报纸。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继《新华日报》之后，公开发行的第二家中国共产党党报。它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天，但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1946年4月10日，大众日报二版刊登了新华社《北平“四、三”事件真相》。报道中说，4月3日，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非法搜查《解放》报社、新华社北平分社及“滕公馆”（即八路军北平办事处），并无理殴打侮辱、强行逮捕包括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钱俊瑞在内的我工作人员，这就是一度震惊中外的“四三事件”。大众日报记者丁九、陈笑雨当时也在现场，未能幸免。经过我方斗争，“被非法拘捕之解放报和新华分社人员，经据理抗争，平市国民党当局自知违法和理屈，已于四日上午六时口头道歉后释放，解放报五日已照常出版。”

军调开始后，大众日报派出各路记者，持军调三方签字的记者证随军调小组赴国统区采访，这是大众日报史上首次外派记者采访。派往北京的是采访部副主任丁九等人，仅两周后丁九就发回了长篇通讯《北平在苏醒了》，为了赶时间，这篇长稿是搭飞机送回来的。

为什么报纸的名字是《解放》，而藏书章却是“解放日报社”呢？于光远是党派出最早在北平筹办报纸的同志之一，也是后来担任北平《解放》报的五位编委之一。据他回忆，办报之前，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的助手）跟于光远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根据形势发展，要做好准备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来发行。你们来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来作准备。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新的名称，就叫《解放日报》。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名称和报头字样按照谈话中所说的取了延安《解放日报》的“解放”二字，暂定为三日刊。

“四三事件”斗争的彻底胜利，使北平《解放》报声名大振，发行量达到5万多份，把国民党的各大报纸远远甩在后边。随着斗争的发展，三日刊已难满足需要，北平《解放》报在5月9日登出了“改刊启事”，说明“本报为适应广大读者要求，加速新闻报道，自本期起改为隔日出版一次……”自第27期起，便改为双日刊，同时，积极准备在6月份出版日报。

“北平解放日报社”的大木牌已经制作完毕，北平《解放日报》的创刊清样亦已排出，5月26日前后创刊清样进行了最后一次校对。但5月29日下午，《解放》报社接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通知：他们刚刚接到延安的电报，说蒋介石决定今天晚上要查封《解放》报。电报里还说，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报的同志在“四三事件”中表现出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指示，现在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了，对于查封不能像“四三”那样硬斗，要封就让他们封，要抓人就让他们抓，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李克农传达了党中央这个指示后，幽默地说：“这回斗也没有用了，就按计划安全地撤退吧！”

果然，30日一早，起得早的同志看到报社大门口贴着一张查封布告，两扇大门上还各贴有一张封条，一张是封报社的，一张是封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布告和封条上的时间都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封”。

上午，叶剑英同志来到报社，报社同志把“北平解放日报社”的大木牌抬出来挂在了大门口。大家簇拥着叶剑英走到大门口拍照，叶剑英站在招牌的一侧，手指着那张布告，态度十分严肃表示抗议。当晚8时《解放》报社、新华分社被查封，《解放》报被迫停刊。

在北京，为了安全，参加军调报道的我党记者们绝大多数住在《解放》报社。丁九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了五个多月，于6月初返回临沂。这本书很可能就随着他一起来到了山东，来到了大众日报社。

虽然，北平“解放日报”这一名称并未能正式使用，但“北平解放日报社资料室”的藏书章却保存了下来，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就这样，一枚藏书章，把跨越时间、空间的革命历史事件连接了起来。

（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 于岸青）

责任编辑： 鞠杰     签审： 刘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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