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关于鲁迅的研究持续了11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发端：“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留学时期的鲁迅，很早就树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意愿，然后如何爱国、报国，他经历了从最初意欲上军校学武，到之后确立学医，再到最后弃医从文的人生历程。日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惠敏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揭示鲁迅学武、学医、从文的动因，挖掘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探究鲁迅留日时期的心路历程，以期真正走近鲁迅、了解鲁迅。

剪掉了辫子

走出国门的鲁迅，面对新的风景、人物、风俗，最为强烈的体验有哪些？

坐火车，感受日本的现代科技文明。鲁迅是1902年4月4日坐船抵达横滨，在横滨逗留了三天，4月7日从横滨坐火车到达东京。坐火车，对鲁迅来说是头一遭，其感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会给鲁迅带来怎样的震撼。

震撼之余，鲁迅遭受了来自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激发了其发愤图强的决心和意志。

反观一些留学生同胞，鲁迅更是怒其不争。在留学生中，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也有类似鲁迅这样求真知做学问的人，但花天酒地的人也不在少数，鲁迅对这类留学生敬而远之。当时在东京建有留学生会馆，可以看作是中国留学生的大家庭，留学生可以在这里看书、看报、聚会以及举行其他的各种活动。由于鲁迅对这些留学生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他光顾留学生会馆的次数就比较少，能够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自然也就少了许多。

1902年4月至1904年4月，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语言两年。1903年3月，他终于剪掉了辫子，还特地留影纪念，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自题小像》。在诗中，他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呼喊。后来鲁迅曾经多次把这首诗赠给他人，体现出了对这首诗特别喜爱。

鲁迅创作的主题，对国民性特别是国民劣根性进行揭露和批判，他的这种思想其实早在弘文学院学习时期就已有所体现。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记述：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病根何在？

通过鲁迅和许寿裳等人谈论国民性的话题，可以看到鲁迅在他后来作为作家的创作中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这种初步的思想在学生时期已经形成。

在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就开始了写作活动，为《浙江潮》撰稿。《浙江潮》1903年2月创刊，最初的主编是蒋百里，后来许寿裳接任主编。由于许寿裳和鲁迅关系比较好，主动向鲁迅约稿。鲁迅为《浙江潮》撰写的作品数量不算很多，其中包括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翻译小说《哀尘》《地底旅行》（未刊完），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等。

此外，鲁迅还翻译了小说《月界旅行》，由东京进化社出版。这是鲁迅最早的卖文行为，“改了别人的名字”，“以三十元出售”。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是创作，鲁迅的作品都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住夏目漱石曾居住的屋子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选择到仙台学医。之后，他弃医从文。至于原因，他在《藤野先生》里有所涉及，但说得不是那么详尽。鲁迅在仙台时学习很努力，但成绩一般。想学医救治国人的病体，这是理想，具体学起来感性的印象则十分乏味。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也谈到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又能怎么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狂热反衬出了中国人的愚昧，促使鲁迅想要召唤国人的觉醒。

鲁迅在1906年3月从仙台回到东京，进行的第一项活动是想创办《新生》杂志，当时预备和鲁迅一同筹办《新生》杂志的是许寿裳、周作人、陈师曾（即陈寅恪的大哥）、袁文薮、苏曼殊。袁文薮后来离开日本到英国留学，本来答应要写稿，但一去就没了音信。

办杂志不如意，想方设法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又惨淡收场。《域外小说集》能够出版，要感谢鲁迅的老朋友蒋抑卮，第一集蒋抑卮出资100元，印了1000册，第二集蒋抑卮出资50元印了500册，最终一二两集仅卖出20册。当初鲁迅设想第一集第二集卖完后，正好用挣的钱接着印第三集第四集，但第一集第二集的钱既然没能收回来，后边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杂志没办出来，书的出版更不理想，但鲁迅也没闲着，他为《河南》杂志撰写了几篇文章，这也是体现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特别是后两篇应该说是相当著名。

鲁迅早期的文学思想在这些文章中得以体现，其中最突出的是立人思想。国家要立首先立什么？立人，立人是立国的前提，“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原话出自《摩罗诗力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界之战士，有点像“五四”运动时所说的先驱者。

1908年4月到12月，在许寿裳的邀请下，鲁迅等五人搬到了东京大学附近本乡区西片町的一处住宅，五人把这个地方取名为“伍舍”，这五个人分别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谋宣。钱家治就是钱学森的父亲。在此之前住在这里的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由于夏目漱石在文坛上名气越来越大，房东觉得夏目漱石挣的钱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涨房租，夏目漱石无法接受，退租了，这才有了后来许寿裳等人的搬入。

鲁迅得知夏目漱石曾在此地居住后，十分兴奋，对夏目漱石也多了几分亲近。作为一个立志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鲁迅得知从伍舍走出了一个著名作家，对他而言，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或者说是一种好的兆头，预示着自己也同样有可能从这里走出去，成为著名作家。因此，当时他和周作人、许寿裳等人乐意谈论夏目漱石，也乐意了解关于夏目漱石的相关信息。

鲁迅对日本文学并不感兴趣，只佩服夏目漱石这一个作家。这是周作人的回忆录提供的信息。鲁迅对于夏目漱石重要的作品体现出了某种喜欢，《我是猫》是鲁迅在东京时爱读的作品。

当夏目漱石的作品《虞美人草》在报纸上连载时，为了及时读到，鲁迅订阅了《朝日新闻》这份报纸。不仅如此，当《虞美人草》单行本出版的时候，鲁迅又买了单行本。

在日不到7年半的时间

似乎仅仅有一张弘文学院毕业证

夏目漱石对于鲁迅的影响很大，他所昭示的文学之路对于未成名的鲁迅来说有着一种具体的标杆作用。鲁迅学习夏目漱石，一定程度上把他作为榜样，指引自己走向成功。

夏目漱石在文坛成名之后，放弃东京大学的教授职位，到报社专事写作，成为专栏作家，连载自己的作品。鲁迅1927年10月来到上海，本来也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担任教授，但最终放弃，选择卖文为生。夏目漱石的选择，对鲁迅有着某种启示和示范作用：作家成名后，可以有多样的职业选择。

在文学上，夏目漱石对鲁迅还有诸多潜在影响。关于这一点，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有这样一番话：“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他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这里的“他”指的就是夏目漱石。

从1902年4月4日踏上横滨港到1909年8月底回国，鲁迅在日这不到7年半的时间里似乎仅仅有一张弘文学院毕业证，再有仙台医专一年半的学历。从世俗的标准来看，鲁迅的留学生活乏善可陈，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

但从长远来看，正是留学生活为鲁迅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鲁迅的从文活动并不顺利，但鲁迅一直在挫折中继续前行。创办杂志、出版翻译著作、撰写文章等，都体现了鲁迅立志从文的坚定信念。

报国之志，始终不渝。有些人卖文为了生存，但鲁迅从文有着崇高的目的，是为了立人、救人。作家鲁迅的底子在这一个时期其实已然形成。

从1909年到1918年，经过近10年的蛰伏沉潜，鲁迅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通讯员 张海梅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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